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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八年—伍绍祖(1963届)

1957年8月我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学号是571309,编入物24班,分专业后最终编入物308班,由于担任了两年政治辅导员,学习延长了一年,1964年夏,在物408班毕业,并考取本系研究生,研究生学号为64研050。1965年1月,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遂于同年5月离开工程物理系。


1957年一入学,就在紧张的学习中参加反右派斗争,紧接着就是红专辩论,反对骄、娇二气,向党交心。1958年一开始,全校同学都去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从此原来白面大米的伙食改成了基本吃玉米面窝头,而且后来又有了平均一人一天不到一斤的定量,一直到离校。从1958年暑假前开始参加“大跃进”,土法炼钢,以后又参加建造原子反应堆的工作。由于我积极参加所有活动,12月3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春天我被派到东北去催要我校为建造反应堆向各有关工厂买的各种材料、设备,近40天里跑了哈尔滨、沈阳、抚顺、大连几个城市,真是大长了见识。4月,我满20周岁后回到学校,担任了系体协主席。年末,第一次参加了党内的一次“严重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960年上半年当系学生会副主席,9月当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委员,开始半脱产。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许多同学为营养不良引起的五种病(浮肿、便秘、夜盲、神经衰弱、妇女病)所困扰,作为学生干部,成天为战胜当时的困难而奔忙。1961年初对我教育最深,一生都可受用的事就是学校党组织反对宁“左”勿右思想、反对简单化的教育,校团委提出了工作方法五十条。由于原校学生会所有半脱产干部因身体不好或半脱产到期回班了,1961年9月,我被调到校学生会任秘书长,主持学业生会的全面工作,配合党委、团委、团结全体同学度过困难。在此期间,学生会为丰富同学的生活,每周组织一、两次舞会,组织同学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大活动(如毕业典礼,“五一”、国庆游行、联欢,抗议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侵犯,去农村参加劳动,等等)。组织多种多样的课外讲座活动,请艺术家来校表演……。1962年4月,参加筹备召开了清华大学第15届学生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学生会,我被选为副主席,但我两年的半脱产期即将到期,暑假过后便离开了在那里紧张战斗的学生会驻地明斋。在这次学代会上,学生会响亮地出了“三个公共”的口号,即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公共秩序、注意公共卫生,在学校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9月回班以后,主要就是加紧学习,同时担任系党总支的组织干事(不是选举出的组织委员,而是被聘请帮助组织委员做工作)。我所学的专业,一开始是可控热核反应,很快就改成理论核物理,由于内容尚属物理科学的前沿,所以是高低年级混合编班,由高年级的某一位同学去啃一门课程的书,然后给大家讲课,我们学得也是非常吃力的。1963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了。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如工期拖了很久的主楼(我们曾在那里参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我是推装混凝土浆的独轮车去浇灌墙体)已经基本成形了,工程物理系的骄傲――位于南口的2000千瓦的游泳池式反应堆的施工亦将完成,我们也是几次去那里义务劳动。进入1964年,我主要是准备考研究生和准备毕业论文。我记得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Л-Л低能散射”,由于在计算时一个系数漏掉了,害得我有一个星期六为改正这个计算错误很晚才睡觉。1964的9月开始了研究生生活,参加用蒙特卡洛方法完成一项据说是国家任务的课题。1965年1月初,我又被派去带领几十位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学去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参加“四清”。在“四清”时获悉,我被选为第十八届全国学联主席,5月份“四清”结束后,我就被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了。


在清华工物系这八年,可说是过得非常紧张,非常丰富多彩,也感到非常吃力,我有一次在日记中还有自嘲:吃力非常好,说明自己用上劲了,时间没有白白浪费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学校所走过的道路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作为一个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是积极地认真地无私地去实践了,去参与创造了。1957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第二年,虽然我们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热情。但是谁也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搞,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现在看来也很不成熟)、解放区的经验和我们对社会主义不一定很正确的理解。在如何建设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的问题上,更是这样。1957年我入校的时候,清华大学已成为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的一所工科大学,为了发展尖端技术,1956年组建了工程物理系,这符合当时国家急需建设方面的大量优秀人才的要求。由于原子能的巨大威力,对政治斗争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当时工物系只收家庭出身好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也应当说是完全正确的。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密切相联的,必然会受到影响。我记得在1962年6月,学校就在党内进行过一次准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紧急动员。所以,勇于革命实践,善于科学总结,不断创新发展是最重要的了。


我对我在清华工物系八年的紧张生活一点也不感到后悔,反而感到是一种幸运,庆幸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学到了好多书本上的和非书本上的知识,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和考验。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为了便于记忆,也正好是凑巧,这五个方面可以表述为“一、二、三、四、五”这样一种说法。


第一,进一步确立了当今中国的事情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一个原则。在学校使我认识到,我们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有严密组织的,有严肃纪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着丰富历史经验和优良革命传统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没有主心骨了,就会群龙无首,人心涣散,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校党委一直教导我们,所谓坚持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党员所起的模范带头作用。


第二,坚持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两个方向。1952年院系调整后,1958年开始了高校的教育改革。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一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要与党、国家和人民所从事的最重要事情结合起来,比如,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只是培养学者,更不能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二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或者说是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状况。


第三,学校坚持了以教学为中心,要求学生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学习一直是中心任务,政治运动、生产劳动再忙,也要想办法把冲掉的学习补上。要求教师“认真教学,精益求精”。体育方面则提出了“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著名口号。


第四,最近我听老同学说,清华大学学生中有四支队伍大会师。我想大概是这样四支队伍:一支是因材施教的学习优秀者的队伍,一支是体育代表队队伍,一支是文工团队伍,再有一支是半脱产干部队伍。这四支队伍在相应的四个方面走在一般学生前面,同时这四支队伍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一支辩证统一的先进队伍,推动着全校同学全面发展,这就是辩证法在一个学习群体中很生动地运用。


第五,我在校期间,校党委提出了“革命的、科学的、民主团结的、艰苦朴素的,谦虚谨慎的”五大校风,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校风是一个学校内在素质的外部表现,是一种养成教育,是一种精神力量。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八年里,校长一直是蒋南翔同志,系主任一直是何东昌同志,前面我讲到的所有校、系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我的教导,都是分别以他们两个为首的校、系领导集体实施的。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问题上,他们做了大量探索,付出了辛勤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彪炳千秋、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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